之乎者也

《新周刊》关注中国足球，正如《新周刊》关注中国人的每一种热爱和每一次胜利。 1997年，《新周刊》推出有“中国足球第一骂”之称的“号外”《中国不踢球》；1999年，推出《中国足球不胜史》；2004年，再推出《中国足球 越不靠谱，越有价值》——三次杂志封 面都是黑色，从失望到愤怒、从伤心到不怒反笑，《新周刊》以此“中国足球三部曲”来见证黑色的中国足球史，并记下中国足球带给中国人的一分感动、二分快乐、三分呐喊、四分悲壮、五分忠诚、六分不解、七分热情、八分愤怒、九分期待和十分伤害
  
越来越不靠谱的中国足球，其硕果仅存的娱乐功能背后深藏的社会学标本价值，终于显山露水。 足球本身并无过错，是自觉“牛B”的球员们、裁判们、俱乐部老板们、足球官员们共同通过中超把中国足球变成了肮脏的代名词，中超本身则成了中国整个社会“潜规则”的完全实验场。
  
我们曾经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足球，我们怎么办？ 现在我们说：如果没有足球，我们就不会看到中超这么精彩的杂耍，剧情比电视剧还要错综复杂，人物角色比《三国演义》还要齐全。如果没有足球，我们无疑失去了不是惟一但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垃圾筒、一个出气孔、一个减压阀。
   
这时的中国公众已是心怀默契，他们嘴角带着揶揄的笑意，因为足球，我们读懂了我们这个社会，因为足球，我们不至于郁闷致死。
  
感谢中国足球。

最近中国足球的骄人革命形势令我恍然梦回大学时代的《中国革命史》考试。原来果然事先漏了题，满场个个健笔如飞，惟独我和另一个女生呆坐苦思，摆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半个小时后女地下党终于按捺不住撩起罗裙，取出课本狂抄，而我迫于生理差异只能继续枯坐，直至临交卷前十来分钟才忍无可忍地抢过女生试卷，抱定共同革命的必死信念狂抄。此时监考先生从天而降，女生迅速将课本塞入裙底，我则束手就擒。被捕前在试卷上留下壮烈就义前的革命口号：我抗议！漏题啦！
  
于是害得大家全部重考，校方还惩处了漏题的老师（真对不起他），我也沦为千夫所指的革命叛徒。
  
有位教体育新闻的老师如此教导学生：“虽然《南方体育》很有风格，但没有尽到体育媒体应尽的责任。”似乎体育媒体人士就该成天举着一副400公斤重的杠铃。最近《体坛周报》和《足球报》当然远比《南方体育》更有“责任”，因为他们扛着革命的杠铃。而我始终不敢和革命攀亲，因为中国足球确实不是我们家的童养媳，和那些中国足球革命文人比，我的革命史只够补考的份。一直觉得甫志高姓得好名更好，一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模样，但“志高”和“智低”总是相辅相成，革命的铁恨不成钢。没错，在大家都奢谈志气的时候，我对智商更感兴趣，当你智商不足的时候，志气也就沦为滑稽。
  
中国足球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的一大贡献是，让一些以骂中国足球为生的记者，一夜间个个全长得跟革命一样血脖青筋，另一大贡献就是帮助我们补习了中学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语文及政治这四门功课，以备将来报考老年大学之用。在革命文人的生花妙笔下，什么法国大革命，什么美国革命，什么国共合作，什么陈胜吴广，什么二次革命，什么护国战争……
  
折腾出这些浩瀚历史的惊涛骇浪，就为了把徐明们捧到革命的天上。这让我想到中国足球的著名政委金志扬，他的煽情口才无与伦比，但动辄搬弄革命史——尤其喜欢用李德来说明不能迷信洋帅——也经常让肚中墨水少的球员烦透。动辄从马恩列斯毛搬弄到鲁迅的“革命”文风，恰恰说明了公共舆论的落伍和有失理性。用“革命”去指称、描述一场市场经济变革，本身就是可笑的矛盾。我不是说一定要给阎世铎发一本凯恩斯或者《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唐僧是个好领导》之类，但给徐明、张海穿上格瓦拉T恤未免还是酷过了头。这场所谓“革命”的核心是资本者（就不说“资本家”了）的权利与政府权力之争——这当然点到了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的死穴——然而在权利和权力之间、之上，法制却多少被忽略了。这又是一大死穴，“革命”当然无法无天而更喜欢暴力，以及煽情的语言。
  
把“革命”局限于俱乐部向足协要权要利或者所谓资本进逼官僚，显然太狭隘，由此才会引发“革命”是否成功是否夭折这样狭隘的伪问题。假如从“反讽”的意义上来看待“革命”，你会发现这次“革命” 的意义远不仅仅是炮打足协要权要粮那么简单。中国足球再一次为整个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医学标本，麻雀虽小五脏而且五毒俱全的中国足球正是在加速腐烂的过程中暴露出社会的疑难杂症，这一次，中国足球引发的已不仅仅是宣泄的口水。正所谓“小足球大社会”。
  
“革命”触及政企不分、政府权力侵占资本市场的尖锐问题。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是一个鱼龙混杂、蝇营狗苟的“江湖”。
 
 “革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足协不讲法，“革命党”也目中无法。实德等派系的存在以及假球的猖獗促使我发明了一个最有中国特色的称谓——“革命操盘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有庙堂下有江湖，没有法律只有“潜规则”，既然你可以又当官僚又做老板，我也可以一边革命一边操盘。
  
最终从中国足球暴露出整个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严重的信任危机——现在已过了奢谈信仰危机的时候了——俱乐部为防球员赌球居然用上了没收电脑手机的笨法子，而俱乐部老板参与赌球的传闻一直都有，球员互相告密怀疑甚至指认“内鬼”，而裁判现在已不是水平低的问题，他们一律被视为“黑哨”，甚至到了每个判罚都会被认作“黑哨”的地步，科里纳如果来吹中超，保证他的光头天天开花。中超已经不是在玩什么足球，而是一个超级梦幻电影公司，专门炮制中国电影极端缺乏的各种类型片：武打片、悬疑推理片、反间反特片、鬼片……是的，在我们的社会，现实比电影想象力要丰富一万倍。
  
这场“革命风波”（请允许我再使用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中性词组）更大的缺憾和局限还不是“革命党”的妥协撤退和足协杯水车薪的改革姿态，而是在中超暴力乱世中，司法和审计没有趁势介入而坐失良机，比如放任俱乐部公开披露足协指使大家做假账的证据不管，放任一旦深查很有可能获得证据的赌球假球黑案不破。
  
另外，球迷中也没能出现王海式的打假英雄（或“刁民”）。本来至少可以从消费者角度状告罢赛行为乃至停止升降级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权益，可惜中国球迷只满足于要么当啦啦队长要么当骂娘队长，最多弄个什么公开信再出席一个“对话会”陪阎世铎作秀。别忘了，你首先不是球迷，是公民，是消费者。请问现在还有谁关心郝海东在联赛中进了几个球，大连实德又是什么技战术打法？
  
中国足球至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足球”，而成为一门社会解剖学。这辆通往市场的“革命”红色列车，一不留神把我们带到黑暗的隧道。群众的眼光是贼亮的，群众的眼珠是乌黑的，远方是乌托邦？不，现实是“黑托邦”——这是“革命操盘手”之后我发明的又一个新词组： 革命黑托邦。